近年来,中国的新媒体事件层出不穷。有很多新媒体事件涉及重大社会问题,或引发广泛的网络抗议,或推动自发的社会行动,或波及主流媒体和国际媒体,在海内外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有代表性的新媒体事件包括“孙志刚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周老虎事件”、“央视大楼火灾事件”、“躲猫猫事件”等。新媒体事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事件,构成抗拒当代中国‘大转型’的反向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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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和福柯、费尔克拉夫的话语理论,通过对“重庆钉子户事件”、“周老虎事件”两个有代表性的新媒体事件中出现的网络恶搞图像的分析与解剖,揭示网络恶搞图像在新媒体事件中的权利解构和自我赋权作用。本文认为,大众通过网络恶搞图像获得了网络话语的表达权,从而解构了官方主流话语的垄断权,在网络这个独特的场域中获得了独立表达的权利和空间,推动了网络新媒体事件的发展。在新媒体事件这个场域中,通过网络恶搞图像我们可以看到主流话语、专家话语、公众话语三者的利益博弈。恶搞图像借助和利用新兴的网络媒介,用装傻、戏仿与反讽的方式,通过恶搞事件性图像、恶搞语境性图像、恶搞知名性图像参与到文化意义的建构和生产活动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恶搞图像规避和抵抗着主流意识形态、消解了中心话语,打破了传统的权级结构和话语独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人话语权的回归。促使“沉默的大多数终于结束了沉默,转而成为中国最大声的群体,这个文化事变,改变了中国话语权力的老式牌局”。
在看到网络恶搞图像建构性意义的同时,对网络恶搞图像可能被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和商业力量收编与规训的命运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但是本文还是积极乐观地认为网络恶搞图像在话语实践领域的建构性作用,在面对政治意识形态与商业力量的规训时,网络恶搞图像本身就是一种抵抗的重要方式与策略,通过装傻、戏仿与反讽的方式消解了权力的收编与规训,起到了积极的话语实践作用,恶搞非“恶”,中国式网络恶搞图像在中国传播语境下是一种“善”的恶搞,是一种“疯癫的理性”,在恶搞当中寻找一种社会意义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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