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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家庭养老负担的实证结论差异

消费的研究中家庭养老负担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众多专家学者采用了各式各类的方法得出了很详实的研究成果。实证研究从1991年Alan J.Auerbach et al的研究开始，用代际核算方法分别分析了以下四个财政政策（1）减税期五年；（2）永久性增加社会保障收益（20%）；（3）提高消费税的同时降低工资税；（4）消除投资刺激对美国国民消费率的影响。该实证研究距今只有十几年，已有30余个国家建立了本国的代际核算体系,足见其影响之大 。Jagadeesh Gokhale（1996）将代际核算方法应用于研究美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间美国高消费率率的影响 。2006年Bosworth使用各国数据得到结论：老年人口抚养系数每上升1%，国民消费率率将会上升0.54% 。Koga(2006)在其文章中引入误差修正模型对1981至2003年日本居民储蓄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做实证和经验分析，发现老年人比例、收入增长率和居民储蓄率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并且人口结构的变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九十年代末以来日本储蓄率的持续走低 。可以肯定的是，老年抚养负担确实对国民消费率和储蓄率存在影响，但具体影响如何，不同专家学者见解不同。

与国外学者研究得到的结论正好相反，国内也有许多学者通过研究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率的关系，得到居民消费不足现象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有关。例如杜本峰(2007)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从而加大资本积累的不确定性，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导致经济的发展出现波动 。李文星、徐长生和艾春荣（2008）则引入中国15年的省际数据，通过分析老年抚养系数和儿童抚养系数的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居民消费倾向，得出结论：老年抚养系数对中国居民消费率影响并不显著，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未影响到中国居民的低消费率。但该文章并未涉及居民因为身处老龄化社会而面临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也未将中国特有的养老保险制度考虑进去 。蒋云赟(2009)利用代际核算体系研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得出结论：我国的总储蓄率与老龄化程度成正比 。

1.3.4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消费率的影响研究

关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居民消费率和储蓄率影响分析的国内外文献也有不少，但主要是针对储蓄率研究。Samuelson(1958)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下分析养老金体系的变化历程 。此后最具有影响力的是Auerbach和Kotlikoff(1987)提出的的动态生命周期模拟模型,被称为A-K模型 。在文章中，Auerbach着重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如何影响四个OECD国家(美国、瑞典、日本和德国)，虽然分析细致，但却是建立在对退休金标准、财政政策及经济的开放程度等假设的前提下，其模拟结论出入也较为明显。一直到 2000年,Marcel Mérette和Maxime Fougère(2000)用OLG模型才在减少一些假设的前提下分析加拿大的劳动力资源结构变化趋向，进一步得出加拿大养老保险改革措施影响国民经济与居民消费 。在国内，许多学者也开始关注到中国特有的养老保险制度。有些学者倾向于从理论角度研究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整体的合理性及其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例如：石阳和王满仓（2010）利用2002-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养老金财富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养老金财富越多，居民储蓄倾向越小，相应地，居民消费倾向越大 。

就中国国情而言，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重要着力点。机关事业单位这一定义只在中国存在，本文翻看相关资料，了解新加坡、日本、德国及美国等诸多国家的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对我国养老保险多轨制的改革有一定启示。虽然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国情不同，各国制度有所差异，但养老保险制度作为根本性制度建设，与民生息息相关，存在固有性规律。国外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历经长期发展和改革，对我国养老保险“多轨制”的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袁志刚，宋铮（2000）在其文章中运用两期叠代模型，引入养老保险、人口年龄结构对最优储蓄率的影响，结论显示我国目前的居民储蓄率并非社会最优的居民储蓄率，老龄的加深和养老保险的深化过程中，降低储蓄率很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帕累托改进 。王延中（2001）以为，目前我国养老金制度有待完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没法满足人口老龄化的需求 。蒲晓红(2003)在《分析养老保险的储蓄效应》一文中得出城乡居民存款继续上涨并不能说明养老保险对储蓄在我国不存在挤出效应的结论，该文认为我们要考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投资渠道的狭窄等因素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王晓军和乔杨（2007）在文章中提到，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之间的职工养老待遇存在显著差异。他们认为福利存在刚性。由于没有统一的改革方案，我国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还没有完全地展开。即使有一些地区已经开始试点，但是显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得到执行，效果不甚明显 。曹洁与张玉棉（2010）通过与日本的年金制度对比研究发现，日本养老制度试验期，私营企业的职工加入厚生年金，而公务员则加入共济年金，这两个年金制度的存在与我国养老保险“多轨制”甚为相似，养老带来一定的不公平弊端，为解决该局面，日本政府采取了年金制度的“一元化”改革。具体为：针对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制度，使其从缴费、给付、基金管理等多方面达到统一，从而实现年金的平衡，并最终起到了促进人才自由、合理化流通，年金管理更加规范化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的一元化模式很可能是中国养老金制度的下一个阶段。当然，“中国式养老”存在自身的特点，相对于养老，家庭更注重子女教育，子女教育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养老的挤占。刘庆彬、郝胜龙（2011）利用离散时间的两期世代交叠模型研究在没有保险和完全保险两种情况下的最优投资方案和经济体最优增长方式。结论显示：在完全保险情况下，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更多，虽然不利于养老，但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