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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型和外发内生型质量文化的由来及蕴含

（一）内生型和外发内生型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由来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在传统上强调大学自我管理和自我负责。其质量保障体系经历了“从大学自治到强化外部控制再到以大学自治为主、内外控制有机结合的演变过程” 。正如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罗纳德•巴内特（Ronald Barnet）所说，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走过一段弯路，经历了大学自己负责教学质量、到外部评估教学质量、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学校自己负责教学质量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这个过程用了20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教训。 近年来，尽管英国大学教育质量也被质疑，遭遇政府和社会的干预，但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uality Assurance Agency，QAA）在吸纳来自院校和社会质疑的基础上，于2002年开始以“院校审计”取代“院校评估”，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视为高等院校自身的学术事务，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责任的承担者应该是教师、学生以及管理者，高等教育质量的真正保障在于建立一个成熟的主动自我规范、力行学术自治的学术共同体。同时在评估中提出了“质量文化”理念。该理念认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院校自己的责任，而高校保证教育质量的所有努力，只有内化为高校广大员工积极自觉的行动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种行为只有当质量成为高校全体成员共同信奉的价值，成为高校全体成员的内在追求时，才有可能实现” 。比如，剑桥大学理事会明确指出大学质量保证应首先与大学的教学、学习、评估活动相称，而不是被外部质量管理体制所驱使。 教与学质量保障程序旨在反映大学的使命、大学作为学者共同体的特性以及大学委托给各院系发展、监督自身质量保障程序的责任，确保学术人员与学生在支持性、参与性的大学环境内是高效的。 作为英国继牛津、剑桥后的第三所大学，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质量文化”。英国大学教育保障的实践表明，过于频繁的外部评估和过于刚性的外部行政管理只能对大学质量文化建设以及大学自主发展造成伤害，无益于大学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因此，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责任落实到院校自身，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认识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根本是要发挥高校各个部门尤其是广大教师的自觉性。当质量成为大学文化的一部分，成为教师、学生、行政人员的追求和信念时，高校的质量自然就得到了最有效的保障与提升。 由此可鉴，质量自治是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新思维和新路径，同时是“内生型”大学质量文化建设的结果。

不同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以大学自我管理和自我负责的特点。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以专门机构及民间中介组织主导为特点。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则是高等教育认证机制下的认证机构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认证（accreditation）以检查和评估其高等教育质量。 比如美国的院校认证和专业认证，院校认证分两种：一种是属于院校自发组织的认证机构，一种是政府建立的认证机构。属于外部质量评价，大致每十年一次。院校认证机构主要负责检验院校质量，以及院校如何达成自己的战略规划以及如何应对挑战等等。政府认证机构主要负责对院校的政策、规则、制度进行认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联邦政府有所关联，政府为这些院校认证机构提供正式许可和政策依据。专业认证主要由一些专业认证组织进行。一些系(不是全部系)在诸如工程、舞蹈、商业、医学领域提供一些专业项目，专业认证组织对院校的这些专业学术项目进行认证。

伴随质量保障体系的“进化”，如今美国大学形成包含“外部认证+大学自评估”的质量保障模式。正是这种外部发起的认证活动，促使大学自评估制度的形成，从而催生了美国大学的院校研究。 院校研究指涉的是拥有一支强大的科研团队通过院校研究为大学提供准确、及时的研究，确保满足认证报告的需要以及为大学进行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比如，哈佛大学的院校研究办公室负有对大学内部的评估和自评估的责任，同时要接受新英格兰院校协会（NEASC）的认证与再认证。 由此而知，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活动催生了内外相生的“外发内生型”质量文化。

（二）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蕴含

“质量文化”的概念伊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是随着世界范围质量管理的实践发展而来。学者们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研究最初源自企业质量文化，将其理念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希冀质量文化之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大有可为。近年来，质量文化伴随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成为高教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唐华生教授认为大学质量文化是指“大学在长期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自觉形成的涉及质量空间的价值观念、规章制度、道德规范、环境意识及传统习惯等的‘软件’的总和” 。该定义明确了质量文化的构成要素，反映了质量文化的状态性结构。诚然，与文化一样，质量文化的内涵博大而精深，颇具抽象意义，质量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乃学者们研究的永恒追求。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讲，欧洲大学协会对其的界定比较全面，它认为“质量文化”是一种以持续提高质量为目标的组织文化，它有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关于提高质量的程序、结构、管理因素，二是关于质量的文化、心理因素。在国内，蒋友梅学者认为：大学组织内部的质量文化是以学生为核心的多重文化作用下的动态结构，它不仅是大学多重文化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情境化”的场域，更是大学人集慧式引领大学发展的一种“心力”的场域。 这一界定与国际相接轨。缘此认识，质量文化概念下形成了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质量保障的程式，由此而衍生的各种保障工具和保障过程的界定、测量、评估、保证以及强化的各个步骤。另一条路径则是质量承诺下的文化元素，包含个体层面和团体层面对质量的认知。第一条路径是质量文化之明线，更为显见，而第二条路径涉及到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抽象层面的东西，实属质量文化的暗线，相对而言难以驾驭。这两条路径要很好的对接，不至于各行其道，大学人须寻求大学生存之根，以质量文化引领提高教育质量，保证大学健康发展。因此，人是质量文化生成的主体，大学是质量文化的承载，持续提升和有效保障高等教育质量需要大学人齐心协力办大学质量文化。